吧,大跃进赶英超美

1.主题为“真”的作文

2.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事例

3.下面是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两幅新闻报道，它们所反映的历史面目 A．左图是虚假的，右图是真实的

4.公平与效率哪一者更重要？

5.矿业政策与矿产资源保护之初步研究

6.如何理解我国改革开放过程的渐进性特征

大炼钢铁是指1957年11月至1958年12月，持续了一年。

为了达到“赶英超美”的钢铁产量目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一项全民炼钢运动。

大炼钢铁运动，严重违背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规律，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严重削弱了农业，冲击了轻工业和其他事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

1958年8月17日通过《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从此掀起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决议指出1959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钢产量达到2,700万吨，争取3,000万吨。认为实现此计划，中国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等少数几种外，都将超过英国。

但截至1958年8月底，全中国钢产量仅450万吨，只剩四个月要完成650万吨。9月1日发表公报，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奋斗。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钢铁工业是整个工业的基础，是整个工业的纲，是整个工业的元帅。

主题为“真”的作文

大炼钢铁挨饿1年。根据查询相关公开信息资料显示，大炼钢铁是指1957年11月至1958年12月，持续了一年，为了达到赶英超美的钢铁产量目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一项全民炼钢运动，期间提倡大锅饭持续了一年大挨饿。

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事例

一场倾盆大雨刚刚光顾了这座城市，雨过天晴，傍晚时分，一道彩虹弯在天边。我走到窗边，凝视着它，心中发出一声赞叹：“真的很美。”“是的，至少看起来是这样。”

是谁?似乎来自心底的声音使我浑身一颤。好吧，那么我去看个究竟。仿佛灵魂出窍般，我看见自己飞出窗户，直向那彩虹而去了。七色光辉迎着我射来，我越发惊叹于它的美丽……

张仪向楚王许下割地六百里，秦王欲以十五城换取和氏璧，刘备借去荆州以立足，李自成射箭三支向京城百姓保证军纪严明，“”中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努力赶英超美，濒临破产的公司经理对股东保证利润……

彩虹却消失了!我应该就站在彩虹之中，但周围却只有雾气。“看上去很美……”茫茫雾气中，我仿佛看到了受骗大怒的楚王，持璧而不提城事的秦王，失却一片而束手无策的孙权。阳光渐暗，灰蒙蒙中我看到了更可怕的情景，闯军入城奸*掳掠无所不做，三年经济困难中人们饥不择食，早以被吃空的公司的最后一点资产被经理带走，股东们哭天抢地……

天完全暗下来了，彩虹竟也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地消失了。仰望夜空，繁星装点着夜幕。“也许它们是美丽的?”心底的疑问驱使我再向上飞去……

荆轲面对送行的太子丹，吟唱着“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诸葛亮将自己的忠诚寄予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中，鲁迅以笔为刀枪，与反对势力斗争到底，“我以我血荐轩辕”……

这些人们，他们说到做到，对知己肝胆相照。当他们如同**般在我脑海中闪过时，他们所放出的光芒便射到了眼前，与星星的光辉融成一片……

我终于来到了一颗星星身边，它散发着无穷的光芒与热量，不论睁眼闭眼我都能感到一片光明……这光明中，我仿佛看到朋友间推心置腹，亲密无间，同事间坦诚相对，共同拼搏；我看到小学老师在黑板上写下大大的“真诚”二字……

“这才是真正的美丽!”

彩虹看似美丽，却掩盖着虚伪与丑恶。而那真实的群星，看起来微不足道，当我走近时却会感到最明亮的光芒与最炽热的力量!

下面是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两幅新闻报道，它们所反映的历史面目 A．左图是虚假的，右图是真实的

1。诸葛亮北伐中原，姜维鏖战西北，这个大家都知道，不多说了。

2。1945年德国阿登反击战，大多数德国将领反对希爷的这种冒险，但没办法，只能执行，结果德国最后的后备力量消耗待尽。

3。1941年6月底，面对德军的强大进攻，斯大林不顾严峻事实，下令“苏军就地反击，粉碎敌军攻势，向敌国领土前进。”朱可夫等将领心中反对，但无可奈何，只能发动自杀性的反击，致使短短一个月内，苏军三十个师不复存在，七十个师名存实亡。

4。红军时代，王明等人盲目指挥，不顾现实，要求红军“打长沙，攻武汉，饮马长江”。结果红军白白付出巨大牺牲，主力打掉一半，却一无所获。

5。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赶英超美，大炼钢铁，吹牛浮夸浪费，很多有识之士都知道这是胡闹，但毛/爷/爷下令了，没办法，结果后来中国陷入实际上是“九分人祸”的“三年自然灾害”中。

6。1943年11月至12月常德会战，74军57师明知死守必死，但依然死战不退，当战至最后的300将士，余程万将军决定退出常德城垣，以求报国于他日……假如连这少数人都不能生还，那么保卫常德的英勇事迹将随他们英勇的死友埋葬于废墟之下，泯灭而无闻于世。

公平与效率哪一者更重要？

矿业政策与矿产资源保护之初步研究

在经济学和管理学中，最难的问题是公平与效率的问题。

经济学书本对公平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平均分配是公平。比如一个城市严重缺水，必须平均定量供应；发洪水时，救灾食物平均分发，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这就是特定条件下平均分配是公平。第二种解释是：机会均等是公平。比如大学招生考试，机会对所有参加考试的人是均等的，差别是竞赛的结果。但由于各人家庭经济文化条件不同，实际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各人付出的努力实际上不可能一样，所以机会均等的公平有其局限性。第三种解释是：收入分配的合理差距是公平的。这个问题大家都好理解，但难就难在什么才是“合理差距”，只能模糊解释，实际做法都是根据历史形成的比例（它总有一定的系数）做一些调整而已。上述三种解释都是对的，而且是并存的，但都有局限性。除以上三种解释外，还有对公平的第四种解释，即公平来自认同。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群体中，属于群体中的一分子。当群体中的成员对群体是认同的，公平感就产生了。以一个家庭为例，一家有三个孩子，因为家境开始不好，第一个孩子读到中学就要出来挣钱；以后家境好转，第二个孩子就上大学了；第三个孩子更出国留学了。只要孩子们对家庭是认同的，对父母当时的处境是谅解的，那么谁也不认为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由此可见公平来自认同。要绝对分清什么是公平，是不可能的。但有了认同感，公平感就会产生。因此，企业文化最重要的是培育职工的认同感，由此企业才有凝聚力。

关于效率的理解，最早的经济学书籍采用的是生产效率这一概念，它的涵义是多投入多产出，有投入才能有产出。到20世纪30年代后，人们感到生产效率的观点不够了，于是出现第二种效率观念，即资源配置效率。它是指投入不变，配置得好效率就会增长。资源配置效率观念使经济理论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过去认为生产第一线的人是产生效率的人，因为多投入就有多产出。现在则认为，做组织管理工作的人从事资源配置工作，他们把资源配置得好也是出效率的，而且提高效率。20世纪60年代以后，对效率的解释又有进一步发展。从理论上讲，有多少投入就应该有多少产出，但实际是产出往往与投入不符，或多了或少了，大部分情况是少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经济学研究发现，出现低效率的原因有三：一是单位的目标与成员的目标不一致，由此产生低效率。二是成员与成员不协调，效率互相抵消。三是每一个成员周围都有一个惰性区域，在他的周围总有惰性大的人，这会影响他的效率进而影响整体效率。

效率有两个基础，一个是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一个是效率的道德基础。企业有多少先进的设备和多少熟练劳动力，这就构成了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但要认识到，仅仅有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有了效率的道德基础，就能产生超常规效率。比如，当一个国家遇到外来侵略时，如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有那么大的凝聚力，那么高的战斗力和工作热情，这个效率就是来自效率的道德基础。再比如，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短短十几年就发展成为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移民社会的道德力量在起作用，它发扬了所有移民社会的共同特点。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对效率要从这几方面来认识。

道德调节：第三种调节

一般认为，市场经济有两大调节机制，一是市场调节，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无形之手，靠市场供求规律来调节。二是政府调节，它是一只有形之手，靠法律、法规、政策来调节资源配置。那么，有没有第三种调节机制？我的看法是有。从人类历史上说，市场的出现不过是几千年前的事，原始社会后期才出现了商品交换。至于政府调节的出现就更晚了。但是，人类社会在市场出现之前，在政府出现之前已经存在了少说有几万年，那时既没有市场调节，也没有政府调节，在那么漫长的岁月里，人类社会是靠什么力量来调节的呢？是靠道德的力量调节的。再看人类社会经历了多少次大，这个时候市场失灵了，政府瘫痪了，但人类社会还是延续下来了，原因就是靠道德力量的调节。再继续看，人类社会是个广大的领域，交易活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一大部分是非交易领域。在这种非交易领域中的关系，是家庭关系、邻里关系、同学关系等等，活动也是学术活动、社交活动、公益性活动等等，它们都不是按市场规则办事的，而政府也只是制定法律的、政策的大的框架，使之不越出法律和政策的规则范围，但是对于其内部怎么运行，政府是不管的。在这些非交易领域里，靠的是道德调节。道德调节介于有形和无形之间，道是无形却有形，说它有形却无形，然而它的力量是巨大的。企业文化建设、社区文化建设、校园文化建设都不是市场调节，也不是政府调节，而属于道德力量的调节。现在人们常说自律，这就是道德调节。自律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我约束，另一方面是自我激励，不能说自律只是自我约束，对自己的行为也要激励，这样才能充分体现道德力量的调节。在没有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的情况下，道德力量是惟一的调节。有了市场和政府调节后，道德力量同样存在，而且时时刻刻存在。有了道德力量调节，市场运行就更正常，政府调节就更有效。

宽容与进步：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

从中国古代的历史来看，黄河、长江、淮河经常洪水泛滥，所以治水从古代到现代都是重大任务。有的外国历史学家说，因为中国古代洪水经常泛滥需要治水，而治水必须有高度集权的政府，所以就形成了东方专制主义传统。在东方，专制主义是古代留下来的，有很多表现，这个问题很复杂，绝不是三言两语能讲得清楚的。但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把问题扯到治水上，那就要看到，治水留给中国文化的传统是疏导，疏导才能把水治好，比如大禹治水。中国自大禹以后的治水一直推崇疏导，而这种理念和方法又被举一反三，用于除治水以外的其他很多方面。中国历史上形成的这个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对社会进步的影响很大。宽容来自于疏导、宽容意味着和解，和解是进步的源泉。从这里，我们得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矛盾宜解不宜结，要善于疏导，要有宽容，要善于和解。对于企业，也要有这种精神，这种文化传统，和解产生效益，这样企业才能搞好。

制衡与效能：一个重要的理念

在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中，制衡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理念。有一个地方开国有企业改革经验交流会，会上一位同志介绍说他们厂之所以效率这么高，原因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一个人兼，决策果断，所以效率高。我听了一半就走了。这不是好经验。董事长又兼总经理，这不符合公司制规范，因为它没有制衡机制。决策集中在一个人，虽然拍板快，但是发生错误时就没有制约，就会发生最坏的情况，而最坏的情况就是最大的效率的损失。建立制衡机制，有可能降低效率，然而这是为了防止最坏情况出现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都知道，企业***的功过是不对称的，当事业走向成功时，应归功于领导集体，当事业走向失败时，第一把手要负主要责任。原因何在呢？当事业走向成功时，第一把手起了重要作用，但他一定是跟领导层共同商量而作出决策的，共同负责，共同把事情搞好；而在事业走向失败时，很可能是第一把手独断专行，排斥异己，刚愎自用，最后造成决策失误而失败的。所以任何单位的管理者都应记住，制衡是必要的。即使制衡付出效率的代价，也仍然是必要的。

企业内部的制衡，难就难在谁来监督第一把手，设置什么机构来监督第一把手？更难的在于，即使建立了对第一把手的监督者，那么谁来监督那个监督第一把手的监督者？负责监督第一把手的监督机构和监督人是否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所有这些，都是管理哲学中的深层次问题。企业文化建设不可能做到对企业、单位的完全监督，但至少可以有一种制衡作用，如职工监督也能起到制衡作用。如果形成了全企业自下而上的监督风气，这也是制衡。当监督的思想深入到领导班子每个成员的时候，企业就一定能搞好。

参考资料：

如何理解我国改革开放过程的渐进性特征

此文系作者和鲍荣华（中国地质矿产经济研究院）合作。原载《有色金属技术经济研究》1997年第9期

摘要 本文叙述了我国矿业管理体制的沿革和资源保护的历史简况；介绍了美国、原苏联和印度尼西亚在矿业管理和资源保护方面的经验，提出了改进我国矿业管理和开发的意见。

国家的宏观经济体制、政策，影响着矿业政策的制定。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政策及矿业上下游产业政策的倾向性直接作用于矿产资源的保护。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供给制，矿山企业无偿占有、使用探明储量，在短期的微观利益驱使下，以牺牲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换取企业利益是必然的；国拨地勘费、无效益要求下的勘探活动，探明的呆矿，尽管保存地下未流失，但其资金损失是大的；低价矿产品供给产品效益较高的选冶企业，不仅保护了下游企业的惰性，更可能浪费掉矿石的伴、共生有价物质，造成资源的浪费。保护性、限制性开发矿产的做法，固然有利于矿产资源的后续利用，但这是被动的，以减少国民生产总值为代价的保护。我们所探讨的是合理的、可持续开发利用的矿业政策。本文试图从历史的角度，现实的分析及横向的对比中探究我国的矿产资源保护问题，以期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在此，希望对此有所研究的同行提出批评指正。

1 我国矿业管理的沿革及矿产资源保护简述

我国矿业管理是伴随着国家宏观政治体制、经济管理体制的变化表现出来的。从时间上划分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

（1)1949年～1955年，矿产资源勘探、开发高度集中，统一领导，保证或基本保证了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发展的需要，同时对矿产资源的保护工作很重视。

新中国成立之前，国民经济体系几近崩溃，矿业凋零，被列强和官僚资本家掠夺性开采过的矿山更是满目疮痍。成立于1952年的地质部于第二年即配合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集中60%的力量突击勘探有色金属、黑色金属及煤炭等国民经济发展急需的矿种，同时以16%的力量有重点地开展普查。仅用两年的时间，鞍山、包头、大冶三大钢铁基地所需的矿产资源，包括铁矿石、炼焦煤和各种辅助原料，均取得足够的储量，东川、白银厂、铜官山、个旧等处的有色金属矿的资源情况也查明；建设煤矿的资源得到保证；另外还取得了一定数量的磷储量。

这一时期的矿业活动，主要任务是维持生产，寻找新的接替资源。新开发基地的设计，仓促失误在所难免，但人为性、利益驱动性资源浪费不多。总体来讲，这一阶段的保护工作较稳定，所出现的浪费属于技术性的。

（2)1956年～1978年，探采分离、条块分割管理体制的形成、固化，矿产资源保护工作起伏波动。1956年，国务院撤销重工业部和燃料工业部，成立了冶金部、化工部、建材部、煤炭部、石油部等矿业主管部门，分别主管相应矿产的开发。同时，与矿山建设直接相关的资源勘查（主要是详查、精查），也开始由地质部规划为主转向多部门规划，形成了探、采分离脱节的矿业管理体制。1957年，国务院作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将部分管理权利下放地方。地质部和各矿业主管部门纷纷下放机构，建立各省、自治区的地质局和有关的厅、局。中央和省两级矿业管理体制都形成了条块分割。条条有规划，有矿业项目；块块也为自身发展或地方利益作规划，上项目。1966年，为克服条块分割带来的矿业管理弊端，曾在全国试办了两个托拉斯，即制铝工业公司和石油工业公司。遗憾的是这个好的试点因“文化大革命”的来临而中途停止。

“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对矿产资源的统一管理在探采分离、条块分割体制下被进一步削弱。一系列法规和制度被不加分析地视为“管、卡、压”加以废除，矿产资源勘探的经济、技术、管理被取消，储量审批机构和制度被取缔等，使矿产资源的管理处于失控状态。

这一时期，矿业国有化倾向进一步扩大化，在“”，钢产量“赶英超美”刺激下，“一大二公”错误思想引导下，众多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升格”为国有矿山企业。为完成钢产量，不顾资源的节约，综合利用，采厚丢薄、采富弃贫，大量的铁矿伴生元素流失掉。1965年12月17日颁布试行的旨在“切实保护和合理利用矿产资源，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当前和长远需要”的《矿产资源保护试行条例》，从地质勘探、矿山设计、开采、选矿、冶炼、矿产加工和使用等各个环节对矿产资源的保护均作了规定，要求切实贯彻综合勘探、综合开发和综合利用，但最终流于形式，使矿产资源保护工作的法规性条例成为一纸空文。这段时间所形成并固化的矿业体制一直影响至今。在矿产资源保护的具体做法上，主要表现为无人重视，少有人管，或者管理不严。

（3)1979年至今，矿产资源开发管理渐趋加强，矿产资源保护日益得到重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矿产资源开发管理工作逐渐正规化。地质工作以地质部为主、地方为辅的双重领导体制重新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的起草；1982年在国务院机构改革中明确地质部“对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进行监督管延的职能”，并将地质部改为地质矿产部。1983年地质矿产部矿产开发管理局的成立标志着矿产资源的开发管理及保护工作有了专门的机构。1986年3月19日颁布并于同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使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管理达到了有法可依的程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3条第2款明确规定的“国家保障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矿产资源。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加强矿产资源的保护工作”。这就从法律上保证了矿产资源保护性开采，10年来，尽管法律本身有欠缺，未能从根本上克服乱采滥挖等破坏资源的现象，但从总体上讲，这部法律为加强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庆幸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地矿事业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案）》在时代的呼唤下于1996年8月27日诞生了。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肯定了探矿权、采矿权的财产权属性，确立了有偿取得制度；在进一步强调各级人民政府都担负维护矿业秩序责任的同时，肯定了县级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是行政执法主体的地位，明确了行政主体违法或不适当行政行为的法律责任，以及上级行政机关的行政监督权限；改变了过去按照矿山企业的所有制成分和行政隶属关系审批办矿的法律程序；增加了勘查、开采矿产资质行为主体资质条件的规定；强调了采矿区范围的排他性原则；强化了对非法采矿行为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力度等。所有这些，都将对建立正常的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生产秩序，使有限的矿产资源得以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产生积极的作用。

2 矿业发达国家在矿业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及给我们的启示

综观世界上矿业管理较好，在矿产保护方面效果较显著的矿业发达国家，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明确规定矿产资源国家所有，勘探、开采许可证管理相当集中，开发监督相当广泛，对矿业违法活动执行机关严格按有关法律进行经济处罚，直到责令停止，追究刑事责任，下面分三种类型分别予以介绍分析。

2.1 以市场经济法则为主的矿产资源保护

美国最为典型。自1807年颁布实施的《铅矿出租法》以来，美国的矿业立法及其矿产开发管理制度已有近200年的历史。在这一个多世纪里，美国依靠其丰富的矿产资源基础，在20世纪20年代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超级大国。与之相伴，美国的矿产开发管理制度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演变过程，即由单纯的鼓励开发的“自由进入”政策，逐步转变为目前加强政府的管理控制政策，以便达到所谓“理智”地综合利用，保护开发各种矿产资源的目标。

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不久，国内经济处于重工业迅速发展时期，对矿物原料的需求极度膨胀，同时大片西部领土也亟待开发。因此，美国联邦政府为鼓励人口西迁，对公有土地的矿产勘查和开发工作，制定了特别的“自由进入”政策，只要在某一土地上发现矿点后提出申请，办理简单的登记手续（现场立桩标界），就可获得在这块土地上进行采矿的特许权，甚至连矿区使用费也不交。实际上政府对矿产开发活动几乎没有任何限制。1872年《通用矿业法》的颁布实施，限制了某些矿业活动。进入20世纪，美国政府关心的重点转向保证本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对矿物原料的需求，对某些矿产的开发实行矿产勘查许可证和矿地租借制度，并于1920年出台了《矿地租借法》。同时，为充分合理地利用矿产资源，对某些已知矿床的开发活动实行竞争性的投标制度，其中环境影响和开发盈利程度、矿区使用费等都是投标中的重要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又先后通过了1947年的《材料法》，1953年的《外大陆架土地法》（1978年又进行修订），以及1980年的《深海底固体矿产资源法》，无论出于何种社会经济发展需要，都从不同侧面完善、补充了矿产资源开发保护方面的规定，使各种矿业活动均有法可依。

为满足经济发展对矿产资源的需求，保护或鼓励某类矿产的开发，实行灵活的经济调控手段，如矿区使用费，按1970年修订的《矿产租赁法》规定，在公有土地上开采可租赁矿产时，要交纳矿区使用费，具体计算办法和标准由联邦政府有关部门确定。在公有土地上开采可租赁矿产时，要交纳矿区使用费，具体计算办法和标准因矿种、开采条件、市场供求状况不同而异，对需要鼓励开发的地区（如偏远落后地区，急需增加就业机会的地区），有意识地降低矿区使用费率、采掘税率，提高资源耗竭补贴率。而对那些需要限制开发的矿产和地区，则采取相反的经济调节政策，以保护矿产资源和环境。为在紧急情况下，迅速扩大国内矿产生产，美国政府还制订并长期坚持执行“战略矿产储备计划”，建立国家的矿产战略储备地（如只准勘查不准开采的阿拉斯加国家石油储备地）。

通过上述对美国矿业政策的概述，可以得到如下几点启发。

其一，矿业立法和矿产开发管理政策必须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经济决定了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缺乏矿产资源的保障将难以为继。因此，我国的矿产资源管理政策必须坚持走可持续开发的道路，必须坚定“合理开发利用和有效保护矿产资源”的指导思想。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资源的分配，一定要坚持国家宏观指导，充分发挥市场在分配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

其二，我国矿产资源的开发应分类、分区管理，经济调节措施要灵活。我国矿产资源种类丰富，达162种，是世界上少有的矿种配套较好的国家，但丰欠差异很大，尤其是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大宗矿产严重不足，因此在经济政策上要有所偏差；另外，矿种的地域分布及各地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也要求在矿业政策方面予以区别对待。很显然，对开发西部矿产，应采取类似美国19世纪下半叶的矿业开发政策，而对东部地区则加以适度限制，等等。

2.2 以行政监督为主的矿产资源保护

原苏联最为典型。1987年以前，苏联境内的地质调查、矿床勘查活动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全过程自始至终都受到国家严肃认真的统一监督。这种机制在保证国家法律、地质事业方向、计划等有关规定的贯彻，保证矿产开发利用评价正确性，提高矿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保护资源不遭破坏，环境不受污染等方面起到一定作用。经部长会议批准的国家地质监察局、国家储量委员会、国家安全生产、矿业监督委员会等监督和监察机关是国家管理地质事业和矿业的强有力机构。

原苏联的矿产资源保护政策法规主要体现在矿山的微观管理上。20世纪60年代，为减少矿产开采的损失，出台了地质勘探补偿措施，用经济手段减少采矿损失。20世纪70年代，进一步在国民经济计划中规定了矿山开采和加工时回收矿产的任务，颁发了一些确定和计算采矿损失的指令性标准文件，实行了全国统一的开采损失报表制度。1984年原苏共二十五大在苏联经济发展的基本任务中提出：“要推行新的有效的矿床开采方法和系统，应用先进的采矿、选矿和加工工艺，以便提高有用矿产的回收程度，保证矿物原料得到较完全和综合的加工，以及极大地减少废物对环境的危害。”实践结果表明，由于制定的矿产回收率定额指标和效益指标与超定额损失罚款对矿山企业效益冲击较小，未达到预期效果。面对矿业逐渐恶化的现实，原苏共中央1987年6月通过《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实施《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使前苏联经济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地质和矿业部门改革的主要特点是以转变企业经营机制为核心，改革中央机关和整个矿业管理体制，中心思想是由行政领导转向经济领导，向管理民主化、发挥企业和个人作用过渡。企业实行完全经济核算和自筹资金为特征的反消耗型经营机制，从而使矿产资源保护工作由完全行政性管理转向经营性市场化管理。

从原苏联的行政性矿产资源保护管理中，我们得到如下启发：

其一，条块分割体制下的矿产资源保护工作，即使有高于各部委的独立行使职权部门也难以达到有效保护、合理利用矿产资源的目标。行政性管理与企业管理的脱节，矿业主体行为与矿产资源合理开发，有效保护不统一，加上矿山企业低价或无价取得可采储量，使得矿产保护工作弱化。这同样是我国矿产资源保护工作所面临的问题。为此，探索矿产资源资产化管理的道路，在行政管理机制上设计一套国家宏观政策完善、地方行政管理到位、用经济和行政杠杆协同矿山企业自觉执行矿产资源保护政策的管理体制是非常必要的。

其二，在目前情况下，为协调矿产资源分配、勘探开发方面的诸多问题。应充分发挥全国矿产资源管理委员会的职能，统筹规划、协调管理。借鉴前苏联在矿山管理中的技术方法，使企业生产严格按照技术指标执行。同时，汲取低惩罚失效的教训，使“三率”指标的考核与企业利润密切挂钩。在宏观上，建立健全地质勘查成果和采矿权交易市场，使资源的价值真正、真实地体现出来。

2.3 政府监控与企业根据市场情况自主决策下的矿产资源保护

印度尼西亚最为典型。印尼对矿产资源的开发实行分类管理。即A类战略矿产，如石油、天然气、煤、铀、镍、钴、锡等，只允许国家进行开发，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如某些小煤矿，矿山能源部长有权划出有限地段供私营企业进行开采；B类重要矿产，包括金、银、铜、铁、锰、铝土矿等34种矿产，可由国营企业，也可由本国的私营企业和合资企业及个体经营者进行勘查和开发工作，但开发权仍由矿山能源部部长掌握，在特殊情况下可交地方政府的有关部门掌握；C类矿产包括石棉、云母、岩盐、宝石、大理石、白云岩、砂、粘土等数十种矿产，这些矿产的开发活动主要由省政府掌握和管理。由于印尼矿产资源的开发主要依赖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因此考察她的矿业政策及矿产保护方面的做法可以从政府与外资矿山企业签订的合同条款中看出端倪。

在对外开放的初期，即1967年前后，印尼政府为尽快摆脱当时矿业面临的困境，迅速增加矿业产值和收益，对外实行了破格的优惠政策。“第一代合同”，即印尼政府与弗里波特公司签订的埃茨伯格斑岩铜矿的开发合同，政府同意公司免交土地租金和矿区使用费，而且要帮助公司解决可能发生的市场问题等。重开发、轻保护的倾向非常明显。

1968年～1972年间签订的第二代工作合同中明确地提出外资采矿企业不仅要交纳一定的土地租金和矿区使用费，而且要将其股份逐年转让给印尼（每年出售2%），开始重视矿产资源所有者权益及国民利益，对矿产保护工作有所要求。

1973年～1984年间签订的第三代工作合同除要求加速股份转让（每年转让5%），提高土地租金和矿区使用费外，还增加了外资采矿企业要交纳“地区开发费”、“超定额利润税”、“出口税”和“政府对采矿企业实施控制和监督权”等条款。政府开始以合同形式限制采矿者的活动，以达到矿产资源保护的目的。

1985年以后签订的第四、五代工作合同，不仅进一步加强了政府对外资采矿企业的监督，而且还特别规定了矿山企业要保证作好环境保护和采矿后的复垦工作等，并为此制定了具体有效的各种措施，督促公司执行。

印尼在引进外资开发矿产方面的态度（或政策），经历了一个从拒绝、排斥转向全面开放，同时逐渐加强政府控制的演变过程，既达到了合理有效开发本国资源的目的，又使印尼在矿产开发中不断获益。矿山企业在政府的监控下，根据与政府签订的工作合同开采、加工、销售矿产品，对地下探明资源由于是自行投资勘探或有偿取得的，也非常珍惜，从经济上使矿产保护工作取得较好的成效。这对我国的矿产开发及保护工作有许多启发。

其一，分类管理，采矿权的高度集中保证了本国矿产资源的有效利用，从开始就避免了乱采滥挖的可能。

其二，我国在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期，为弥补矿业资金的不足，采取个别地区、个别矿种的“工作合同”方式与外商合资或合作勘探或开发，吸收国外的先进管理、生产技术并培养各类人才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办法。

一.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基本国情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使国民经济恢复，紧接着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指标大幅度超额完成，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但是也是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出色完成，使得第二个五年计划出现了赶英超美，社会主义，全民大炼钢铁等错误思潮，紧接着出现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受到了全面冲击。我们国家急需要改革，使得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

但是，中国要如何改革，这是一个问题。是进行玻利维亚式的“休克疗法”，还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推进，进行渐进式改革？这个时期的中国处于计划经济时期，没有“休克疗法”所需要的客观经济条件：高效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只能边干边学，摸着石头过河。所以中国只适合渐进式改革。改改开放三十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也表明一个合适的循序渐进的转型过程能够保持前一个发展阶段所创造和积累的社会资本和集体资本，并且能够将这些社会资本和集体资本转移到可以提高经济效率和生产能力的一些领域。

二.我国改革开放中的渐进式特征

渐进式改革是指在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强调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推进改革，在基本不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实行增量改革。渐进式改革既形成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激励和竞争机制，又使无自生能力的企业在体制转型过程中继续得到保护不致崩溃。中国通过一种渐进的改革，逐步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现代的市场经济。

1、先农村后城市

新时期中国改革进程实际上是从农村开始的。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改革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中央连续五个“一号文件”的制定和贯彻实施。使农民获得了生产自主权，又得到了提高粮价等政策的好处，农村经济形势空前好转。这是农民受益最多的时期。农村工业化发展时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劳动力大量转移到二三产业，农民进厂进城、务工经商，带动了农村经济持续发展。

农村改革成功后再进行城市改革。“城市改革是在农村改革的启示和推动下起步的”，1979年后以“简政放权”和“减税让利”为基本思路，“以形成产

品市场和搞活企业为战略方向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2、先试点后推广

社会主义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改革是有风险的，邓小平认为，“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问题是要搞得比较稳妥一些，选择的方式和时机要恰当。不犯错误不可能，要争取犯得小一点，碰到问题就及时调整。”。因此，中国的改革大都经过试点、扩大试点、全面推广的过程。

3、先易后难

中国经济改革首先采取体制外突破，在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同时，积极发展非国有经济和多种经济成分。 “放权让利”是中国改革前期的鲜明特点，1978－1993年，中国改革的基本政策是中心向地方、企业、个人“放权让利”。使微观主体拥有一定的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企业、地方的积极性。与此同时，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实行“双轨制”， “双轨制”对中国改革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在GDP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加大，使所有制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初步构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经济改革完成了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全面置换和替代，现已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

4、先做后说

“摸着石头过河”，可能深一脚浅一脚，有时甚至会摔一跤，自然存在不少错误。在改革中存在各种问题，需要解决问题。首先，“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要勇于开拓创新。一条思路、一个观点、一种政策，是否正确，要靠实践来检验。其次，人们的思想熟悉有差异，观念转变有先后，改革积极性有高低，我们的做法是“答应看”，不搞强迫，不搞运动。中国改革的经验是“拿事实来说话，让改革的实际进展去说服他们”。 最后，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提升理论，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在实践过程中改革难免犯错误，试验难免失败。

三.总结

中国渐进式改革开放，是以废除农村集体人民公社开始，代之以崭新的家庭联产承包制为先声，已走过了30年的发展历程。其中贯穿着“农村包围城市”，先易后难，先沿海后内陆的改革层序和脉络。但，中国渐进式改革开放，绝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先经济，后政治”“经济先行，政治跟上”的“两步走”战略，“摸着石头过河”亦不等同于穷尽试错的“逼真”法。事实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渐进性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渐进性，无时无刻地不在交织互动，政治转型每每在经济转型的动力支持下前进，并为经济改革的深入和延展开辟道路。 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在渐进改革开放的路径选择上，还存在众多的问题与疑点。最为突出的，莫过于政治体制改革相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滞后性。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渐进性，是由经济转型的渐进性决定的。我们要继续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系，政治体制必须变。变则通，通则久。将中国渐进式改革开放的崭新模式，纳入政治研究的分析视野